第 119 章 其一(第2页)

 至于说若是自认有能力也有闲暇，偏要将所有考题统统做了——虽无明文规定禁止，只是能否得中秋闱就得看主考官的想法了。若是被主考官视作不守规矩的狂士，岂不是到贡院里来白白遭了一回罪？

 此等尝试显然大可不必！

 谢拾看过考题，心中便有了数，他低头在草稿纸上将准备做的三道四书题与四道《易》经题抄下来。细心谨慎的他没有忘记先一步熄灭炭火，将火炉塞入座下，以免试卷不小心受损。

 而后，他才开始认真作答。

 首先是《论语》题——

 【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

 ——杞国与宋国皆为春秋时的诸侯国，前者相传开国君主是夏禹后裔东楼公，而后者的开国之君为商纣王庶兄微子启，也就是说，两国分别是夏禹之后与商汤之后。

 而文献，指的是典章与贤才。

 此题涉及夏商二代之礼，世人皆知孔子推崇周礼，周之前还有夏与商，何以他推崇的却是周礼？这一段话说得很明白了：

 答案很简单，文献不足，二代之礼不可考！就连其后裔杞、宋二国都难有足够的典章与贤才让孔子证实夏商二代之礼。即便孔子能说的头头是道，却没有足够的文献证据可考，又如何证明他所言可信？

 至于无可考的二代之礼孔子为何能说得头头是道，盖因：“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即周礼来自夏商二代之礼，孔子因周礼而对二代之礼有所推断。

 不过，根据孔颖达在后文的注解，宋国与杞国并非完全不存在夏商之礼，而是对其有一定程度的保存。只是“文献”不足，即二国的文章与贤才不足，在孔子看来，不能作为验证殷礼与夏礼的某种实证。

 由此观之，孔子十分务实。

 谢拾忍不住想道。

 以孔子所在的时代，夏商二代之礼不可考，所能尊崇的唯有周礼。否则，总不能让孔子当个大预言家，推崇未来尚未出现的礼乐吧？相比之下，千百年后的许多读书人，开口三代之治，闭口复周礼，未免不合时宜。

 ——大概这就是死读书罢？

 这却与此题无关，谢拾收回发散过远的念头，八股有八股的规矩，自然不能偏题。

 “圣人叹二代之礼有可言而无可考也！”

 谢拾向来不爱剑走偏锋，破题亦是正大堂皇。正破之后，他提笔续之——何言二代之礼无可考？盖因其后裔不曾存而续之！

 紧接着便是一通直抒胸臆，夏商之圣人制礼以传

 之后世，其后却湮灭而不得流传，上古之事亦不得考，后人岂能不有所慨叹？而今他观古人如此，待到千百年后，后世之人观今世之事，又作何想？

 行云流水般写完第一篇四书义，谢拾舒展了一下身体，只觉得精神仍然振奋十足，便将目光落到第二道《孟子》题上——

 【告子曰不得于言，无暴其气】

 此题出自《孟子·公孙丑上》，完整的一节是孟子回答弟子公孙丑的话：【“告子曰：‘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得于心，勿求于气。’不得于心，勿求于气，可；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可。夫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夫志至焉，气次焉；故曰：‘持其志，无暴其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