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10章 遗憾(第2页)

 另外，直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一本以韩国慰安妇为主题的书问世，世界才意识到二战期间发生的性奴役罪行，也就是所谓的“慰安妇”问题。

 因此，在一九五六年的华夏特别军事法庭并未起诉有关华夏慰安妇的罪行，但是，日军在华夏二十一个城市中建立了成千上万的“慰安所”，总计超过有二十万名华夏妇女被迫向日本军队卖淫。

 这样的事实，连同在这段不堪往事中被伤害的人们和家庭却被轻易的忘却和忽略了，如果这些犯罪行为当时能被调查起诉的话，一九五六年在华夏特别军事法庭上的审判本来可以有助于对这些罪行的认定，并为国际和国内刑事司法发展做出更多贡献。

 而关于赔偿的问题，则是华夏特别军事法庭没有处理的另一个问题，根据《波茨坦公告》中的内容，日本政府应该向受害者国家支付赔款，在严重侵犯国际人道法的案件中，受害者有权要求日本政府进行补救和赔偿，并且，这一原则已经被联合国所采纳。

 华夏政府曾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早期表明了立场，保留要求日本政府赔偿的权利，因为，在华夏和日本的这场战争中，华夏遭受到了最多的损失，其中包括一千万人的死亡，以及在日本军队的入侵中遭受到的超过五百亿美元的经济损失。

 然而，在一九五六年的时候，华夏政府改变了立场，华夏特别军事法庭沈阳特别军事法庭副审判长袁光和廖承志汇报时曾经提出，鉴于德意志国已经为之前的入侵战争做出了巨大赔偿，苏联也在华夏的东北地区没收了日本的资产和财物，因为，华夏特别军事法庭也应该有权利要求日本政府向华夏的受害者进行赔偿。

 华夏政府对赔偿问题的回应，是华夏放弃对日本的索赔是更好的处理方式，因为在华夏政府看来，如果要求日本政府进行战争赔偿的话，那赔偿的负担最终是落在了日本人民身上，而不是日本政府的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