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6章 最后一站(第2页)

 范纯仁犹豫后说：“我进开封前和元奇有过一会，烦请杨兴武大人回头告诉杨元奇，有时间多思量我当时说的话。”

 杨兴武点头应下，至于他们之间究竟说什么，他不问，这就是他的性子。

 范纯仁在杨兴武出门前留住他一声，还是犹豫最后道：“你说的对，个人有自己的前程，你就不用再告诉元奇所谓思量我的话了！”

 杨兴武身形顿了顿，坦然离开。

 ……

 杨兴武在开封的这段时日，政治还是那个政治，一如既往。

 政事堂左相章惇已经准告老还乡，事情很当年如出一辙，雪花一样的弹劾并未收手，章惇回程途中就接连被贬一撸到底，他的去向是雷州，和当年他贬谪苏辙的地方一模一样，离苏轼的天涯海角不过一海之隔。最是让人心寒的在于士子集团对此已是习空见惯，当这种事屡屡发生想不习惯都难。换句话，大宋的士子集团已经非常熟悉“一言不合拔刀相向”，整人没有丝毫的负罪感，这已是没有了底线。

 章惇潸然北望，那里有开封。他看到的不是他在朝堂上大权在握，而是年轻时候他们刚中进士挥斥方遒的样子。那个时候他们一群人意气风发，聚在一起各抒己见，激情澎湃，勾勒着大宋和自己的未来。只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他们慢慢渐行渐远、彼此陌路、最后变成了生死仇敌。

 章惇一向自负没有过错，当岭南的贬谪落在他头上，当他有时间收拾心情整理情思，他终究心生悔意。章惇迈不过去的一段坎是苏辙对他的攻击，苏辙代表的是旧党攻击，绝不是苏轼的攻击。政治肮脏在于它以立场而不是对错来区分群体。苏轼的沉默不代表默许，当时他在旧党不过后进，只是他的政治立场决定他不能发声，你可以说当时的他不勇敢，内心还有政治野望，更准确的说他其实没有确定人生的方向。事实上苏轼醒悟的比他早，苏轼后悔了，所以他才自行求去外放杭州，才有后来回朝就在蔡确车盖亭诗案中概然发声抗辩，最后为新旧两党所不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