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3章(第2页)

 最初的阶段也就是列强刚刚发现自己正在打或者打了一场自我毁灭式的大战的时候，无论是指控他的人还是为他辩护的人都把他的能力描述的很大。 

 一切都按照他的命令，他的计划、他批注的备忘录、他的信件和指令大战，指控者说他发动了大战，辩护者说他捍卫了德意志帝国但是惨遭背叛和欺骗。 

 之后他的评价开始崩溃，罪魁祸首成了普鲁士军官团、普鲁士外交官团，威廉从提线人变成了牵线木偶。 

 威廉皇帝从一切的幕后黑手变成了可笑的聚光灯下的小丑。 

 会有这两种180度大转弯的评价其事并不奇怪，因为从战争失败开始威廉就在洗刷自己，德国的保守派也在积极的配合，比如威廉皇帝战争期间写给他的姑母巴登大公妃的信件都被焚毁，以及其他与此类似的销毁战争文件的行为，都让威廉皇帝在战争前后的所作所为缺乏文献依据。 

 威廉皇帝自己的回忆录也更多的是辩解和宣传，而不是面对历史回顾生命。 

 同时德皇退位以后单纯的追究德皇个人的战争责任对协约国来说已经退居次要，德皇已经脱离了德国的政治活动，但是索赔还要继续，具体的威廉二世这个人对战后的赔偿已经无关紧要。 

 所以协约国也倾向于对抽象的“德意志国家”“普鲁士军国主义”进行追究的态度，实际上也是政治需要，这种政治需要和历史学家的决定论倾向一起，构成了威廉皇帝的第二种评价。 

 这两种评价都是不客观的一边倒的。 

 威廉没有第一种那么强大也没有第二种那么无能。 

 威廉是很典型的霍亨索伦家族的人，包括这个家族的政治立场隔代遗传，他对他母亲的憎恨扩大到对博尼舅舅的仇恨，到对英国的崇拜还有因爱成恨可以看作是十九世纪末期各国宫廷崇尚的棍棒教育导致的不幸结果的标本。 

 风流成性的爱德华七世教育出来一个严肃方正的乔治五世，英雄气概的亚历山大三世教育出来一个多愁善感充满了东正教殉道者色彩的尼古拉二世，而自由主义的腓特烈三世教育出来的就是傻瓜威廉。 

 威廉上过波恩大学不过他是被他的开明派父亲强制送进去的，腓特烈三世要求他去上大学于是他在大学里晃悠了几年，这跟强烈要求上大学但是被保守的弗朗茨约瑟夫皇帝阻止的鲁道夫皇储形成了鲜明对比。 

 爱炫耀爱阅兵爱演讲爱在文件上写批语然后给大臣

看，大臣们不厌其烦最后基本不看的威廉皇帝，如果生活在我们这个时代，如果依然是皇帝肯定是朋友圈霸道总裁。 

 “彼洛！朕两年前就在你发的那张攻击英国的图片下边点了赞这说明朕早就看出这些英国人的险恶用心，但是你反而无动于衷，现在怎么样？ 

 证明了朕的高瞻远瞩。你等我给你翻出来，你等等年头有点长，你整天都在发些什么玩意怎么发这么多，你看看上个月我还给你这条要提醒警惕的点过赞，可是你们完全当耳旁风！”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小德意志帝国的建立普鲁士大臣的独立性受到了沉重打击，从政治生态和宫廷环境的角度，可以将其归咎于俾斯麦长期独断的政治统治，和威廉皇帝对俾斯麦的顺从态度。 

 俾斯麦客观上成了一个非常专制的“副皇帝”，姑且不说威廉一世才是那个“副皇帝”。 

 这在普鲁士君主制的历史上其事是不多见的。 

 从腓特烈威廉三世以来，普鲁士君主对大臣的独立性几乎都采取鼓励的态度，选择大臣就是选择政策，大臣们坚定的捍卫其政策，而君主则依据其政策加以挑选。 

 但是这种局面被俾斯麦的长期专制统治所破坏，俾斯麦不是君主但是宪法赋予他一种独特的位置使他可以操控一切。 

 普鲁士大臣的独立性遭到俾斯麦的打压，最终从一种积极的健康的政策摇篮，退化成为一种依靠君主权利反对俾斯麦的宫廷阴谋集团。 

 但是这种蜕变本身，也就是普鲁士大臣的独立性的丧失，实际上应该跟“普鲁士的迷失”本身等同起来看待，普鲁士大臣正在失去其政策性，变成争名逐利之徒的一个根本性的原因是，普鲁士本身已经失去了准确的政治目标。 

 德意志帝国的建立，让1815年合约以来就推动着普鲁士政治不断前进的问题得到了解决，腓特烈大帝在其政治遗嘱中告捷继任者“只要普鲁士的版图依然缺乏必要的保护就不能放弃修正边界的行动”。 

 但是1871年的帝国边界是稳固的，这种扩张的迫切性丧失了。 

 同样了领土上的修正尤其是吞并汉诺威王国，让普鲁士经济上的自由主义也失去了意义。 

 普鲁士的需要被满足了，所以普鲁士的政治失去了动力，心满意足但是患得患失的普鲁士如今被渐渐消融于德意志帝国。 

 所以把持着高级文馆、军官团的普鲁士贵族在这个过程中失去了德意志政治发动机的力量。 

 俾斯麦自己也是如此，王朝战争中的俾斯麦是清醒、准确、敏锐的。 

 但是帝国建立之后他的外交变得失去方向，德意志帝国没有准确的目的，它竭力避免它的敌人联合起来，却又不肯真正放下身段去接受欧洲列强的角色，和其他大国一起捍卫欧洲和平。 

 俾斯麦不是腓特烈威廉三世，后者很清楚普鲁士的安全依赖于俄、普、奥三国的协调一致。 

 而俾斯麦的德国不是腓特烈三世的二流国家，却也无法在法国的刻骨仇恨之下成为欧洲霸主，所以俾斯麦寻求欧洲仲裁者的形象，来掩盖德国不是霸主的现实。 

 普鲁士王国的色彩正在迅速消融，而普鲁士贵族把持着帝国，但却既没有明确的目标也没有明确的手段。 

 在这个局面中迎来了三皇之年，威廉一世逝世，王子腓特烈即位之后三个月跟着逝世，威廉一世始终捍卫自己的国王身份。 

 但是腓特烈短暂的统治期里，他拒绝腓特烈三世的称呼，而强调自己是腓特烈皇帝，这是普鲁士的迷失的具体体现，而到威廉二世继位，已经不是普鲁士的迷失而是普鲁士的消融了。 

 威廉是单纯的皇帝，国王只是一个后缀。 

 从1888年继位到1918年退位，威廉的三十年统治可以分为几个阶段，从1888年到1890年之间是漫长的俾斯麦时代的延续，皇帝和他的宰相磨合失败分道扬镳。 

 皇帝开始追求“个人统治”，但是这种“个人统治”违背那部俾斯麦为自己设计的帝国宪法。 

 于是从1890年到1897年，也就是俾斯麦下台到比洛成为帝国宰相之间的这段时间，是威廉皇帝的个人统治和帝国宪法之间磨合的阶段，这个阶段以皇帝的胜利告终。 

 1897年比洛被任命为帝国宰相，从这一年到1908年之间是皇帝战胜了帝国宪法，通过把自己的顺从工具任命到帝国各重要部门，从而使自己的个人统治与帝国宪法相匹配建立起“宪制化的个人统治”的阶段。 

 在这个阶段皇帝压倒了之前支撑俾斯麦式个人专制统治的各种力量，“高级文官集团”“高级外交官团”“帝国议会”“帝国各邦君主”，从而形成了一个以他个人意愿和好恶为核心的小集团形成政策、通过他选择的帝国官僚乃至帝国宰相来执行政策。 

 虽然很多直接来自这个集团的政策依然无法成功，但是考虑到这个集团同样在无形中消灭了很多为他们所反对的政策，则这个极端被称为个人统治是毫无疑问的。 

 1908年《每日电讯报危机》和之前的奥伊伦堡丑闻，让皇帝和他的小集团深受打击，此

时传统的普鲁士高级官僚集团、外交官集团、的力量都已经被皇帝的小集团压倒，严重的失去独立性，而因为宫廷丑闻和同性恋指责，皇帝自己的小集团也遭到沉重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