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5章(第2页)
伯德伍德将军的夜间登陆，使他的部队感到为难，他们发现自己处于难以防守的滩头阵地，当这些混乱的士兵寻找方向的时候，宝贵的时间被浪费掉了。
陈旧的运煤船“克莱德河号“，改装成把巨大的门安装在船身的登陆艇，可容2000名士兵。
当这艘船靠岸时，周围都是运载部队的驳船，这时土耳其炮开火了。
运煤船的船首栽进沙里，但水太深了，士兵无法趟水。
解决突击上陆时的拥挤问题似乎是很有必要。
登陆者一窝蜂涌上滩头，滩头的战役容量是否够容下登上沙滩的部队？
而且密集突击的部队容易被岸防之敌集火杀伤。
第一天上午10时左右，海滩上死伤枕籍。如果从书店里买来的地图都是不正确的，那么伯德伍德在夜间登陆，也并没有把事情改善。
他所预料的有1英里长的海滩，事实上长不到1英里的3\/4，宽在100英尺左右，两端都被悬崖峭壁所阻塞。
在这块有限的地区，部队、牲畜、炮和补给品乱成一团。
而夺取更多土地在开头几天是不可能实现的野心。
整个澳新军被围困在不到2英里长和不足1英里宽的海滩区域。
抗登陆者向登陆场机动兵力的速度是对付登陆的有效招数。
在得知登陆消息时，土耳其军穆斯塔法·基马尔在几英里之外的内陆。
他统率了8个营和3个炮兵中队，急忙赶到可以俯瞰滩头阵地的崖岸，正好及时击退第一批攀登斜坡的澳新军。
以前没有战斗经验的协约国部队，确确实实在对武器上占优势的敌人作仰攻。
他们受到上面炮火的强烈压迫，在这种多岩石的地形，他们发现用小铁锹在结实的灌木根上进行挖掘是不顶用的。
他们拼命在这陡峭的丘陵地寻找岩洞般的洞穴。
到黄昏时刻，每一边死伤人数都在2000左右，而基马尔依旧掌握着高地。
可以想到滩头血战的激烈和悲壮！
从4月至7月，协约国又组织过几次进攻，均没有成功。
期间为了防止可以毁灭双方的鼠疫，双方停战9小时，以便安葬那些土耳其和协约国的死者。
战争在这里似乎讲起人道来了！在交战中，为了配合登陆作战，双方海军出动了潜艇，各自损失了一些战舰和运输船只。
登陆战役的空间因此扩展了。
8月初，英国统帅部决定在加利波利西北的苏弗拉湾，用2个师进行一次新的大登陆。
在双方形成“顶牛“状态时，改变战役进攻方向是十分明智的。
因此，苏弗拉湾登陆基本上没有遇到出其不意和寡不敌众的土耳其军的抵抗，他们从海滩退到高地待援。
可是，优柔寡断的英国指挥官，包括汉密尔顿在内，不向前推进，却浪费宝贵时间去讨论战略。
指挥官的素质当然对战役胜利起着关键的作用，而缺乏果断则是战役指挥官之大忌。
9月，英、法军只好增加他们的兵力，2个英国师和一个法国师调来萨洛尼卡，汉密尔顿将军则被召回了。
他没有获得另外的指挥权。
但是直到基切纳勋爵于11月访问加利波利，他才充分领会这场大溃败。
他不再需要敦促撤出这个半岛。
基切纳的简短停留，恰恰遇到了落到部队身上的一系列困难。
在夏季，他们曾忍受了炎热、苍蝇和缺水的严重困苦不便。
长时间的苦战必然使士兵产生厌战情绪，巴不得赶快结束战争。
11月，雷暴雨之后下了24小时的倾盆大雨，继之以雨夹雪，然后转入眩目的暴风雪，地上雪深2英尺。
那些住在澳新军洞穴和地下坑道里的人还有一定程度的舒适，而在苏弗拉湾的露天部队就大受其苦了。
老天爷也要惩罚这些连年征战的人。
当然，大自然也并没有饶恕土耳其人。双方可能各有500人淹死在堑壕里。
许多人冻死，单苏弗拉湾一地，冻疮患者逾5000人。
没有人想得起有过这样猛烈的暴风雨。
协约国对这种暴风雨全然没有准备；没有储备额外的保暖衣服。
如此长时间的交战，后勤保障的困难自然很大，士兵得不到有力的保障，必然影响士气和战斗力！
对于从12月19日开始的撤退，除邱同志外，在伦敦或加利波利没有一个人后悔的。
因为这场战役是邱同志极力倡导的，邱同志始终没忘攻占达达尼尔的好处。
为了政治利益，协约国的士兵只好被驱使为统治者当炮灰。
开始的时候，无论卡登海军上将或是伦敦海军部都丝毫没有提到，如果这个海军中队冲进马尔马拉海，随后应有什么行动。
每个人都认为，只要协约国的海军力量一出现，土耳其军的斗志就会消失。
3月11日，卡登奉命指挥又一次海上进攻，但在达达尼尔海峡清除水雷之前，不得把他的重型舰只开驶进去。
突然患病使卡登不得不留在岸上，把指挥权移交给他的主要助手约翰·德罗贝克，他于3月18日重新进攻。
海峡已经反复扫荡过，都认为在海峡五英里以内没有水雷了。
可是，英军不知道，一只土耳其小船在主要布雷区外放了一排新水雷，它们就被放在早先炮击期间海军舰队停留的地方。
支援舰只都开上来，看到有炮火闪光的土耳其阵地就进行炮击，到下午4时，把全部炮群都摧毁了。
未几，未经警告，英国战列舰“不可抗号“和“不屈号“突然倾倒和沉没，步它们后尘的是“大洋号“。
德罗贝克海军上将怕再有损失，下令所有幸存的舰只返航爱琴海。
等到舰队越过达达尼尔时，由于水雷的爆炸，又有三艘英国战列舰的舰身上发生很大的裂缝，只能蹒跚行驶。
直到大战结束，协约国才知道，在进攻的最初几周，它们就已经胜利在握了。
敌人的弹药已经耗去了一半，水雷则已经用光了。
虽然协约国希望恢复进攻，但被推迟了，后来又改变计划，部队在加利波利登陆，海军也就随之降到了次要地位。
在布尔战争期间曾任基切纳勋爵的参谋长的伊恩·汉密尔顿爵士将军被挑选来指挥入侵军时，伦敦陆军部并没有制订作战计划。
汉密尔顿只接到粗略的指示，但如何把这些指示发展成为一个紧密结合的战役却得不到帮助。
他急急忙忙不带后方勤务人员就赶往东地中海，所确定知道的只是去指挥一支远征军入侵加利波利和消灭敌人而已。
汉密尔顿对于他的目标的全部知识，来自1912年的土耳其陆军操典、一张不完善的作战区域地图和在最后一分钟冲进当地书店买来的君士坦丁堡旅游指南。
在他离开伦敦的时候，他甚至没有选定在半岛的登陆地点。
由于连加利波利是否有水都不知道，汉密尔顿便命令他的士兵到亚历山大和开罗的市场去搜罗空油筒、汽油听、皮囊和任何其他容器。
象在伦敦一样，尽管不准确，所有的地图和旅行指南都被买来，总比没有好些。
由于缺乏堑壕战的武器和工具，临时凑合的军用工场生产着迫击炮、手榴弹、掘壕工具和潜望镜。
当地的驴夫和他们的牲畜被强征来作交通运输之用。
这种匆忙地临时凑合的作战在物资、后勤和组织上的缺陷，多少为部队的勇猛所弥补了。
大部分是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军，还有一个法国师和本地的印度人部队(廓尔喀人)，共约七万八千人，集合起来对付由德国将军利曼·冯·赞德尔斯指挥的、新建的有八万四千人的土耳其第五集团军。
土耳其的宿敌希腊，志愿出兵三个师入侵加利波利和从西进攻君主坦丁堡，但沙皇政权激烈反对。
毛熊宁愿丧失一切，也不愿冒让希腊染指土耳其领土的些微风险。
在舰队撤退后的四十八天喘息期间，赞德尔斯将军组织
了他的防御，把几个土耳其师驻守在预料的登陆地点。
他得到指挥另一支军队的土耳其陆军部长恩韦尔·帕夏的支援。
在备战中一位较次要的人物是穆斯塔法·基马尔，即战后世界众所周知的基马尔·阿塔蒂尔克，他是现代土耳其之父。
时间是赞德尔斯的最宝贵资产，而英国的拖延给他的时间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