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5章(第3页)
入侵军的集结待运地区是希腊利姆诺斯岛上的穆兹罗斯港，协约国小舰队是4月23日离开那里的。
汉密尔顿按照基切纳的意见，把登陆限于半岛两边的二十英里，由现场指挥官来选择滩头阵地。
两天后，协约国在希腊角的四块不相连接的海滩登陆，他们打算从那里向土耳其炮手可以俯瞰英国舰队的阿希瓦瓦高原进发。
从加韦泰佩岬的西海岸上行十二英里，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军的两个师也建立了一个滩头阵地，称为澳新军登陆场。
这种任意策划的后果不久就暴露出来了。
因为汉密尔顿对加利波利一无所知，他认为执行基切纳提出的准许他的指挥官自由选择登陆的时间和地点的建议很容易。
澳新军指挥官将军威廉·伯德伍德爵士，深信夜间登陆将使所冒敌人炮火的风险减至最低限度。
但指挥第二十九师的英国亨特-韦斯顿将军下令白天登陆，以便舰队炮击守军。
成功的协约国登陆往往是偶然的，并且发生在不象会发生的地点。
有一次滩头阵地的建立，是靠一个人的勇敢。
萨罗斯湾的部队离岸两英里，那时黑暗笼罩着他们。
指挥官B·C·弗赖伯格毫不犹豫地带了一袋不漏水的照光炬，泅过了这段距离，把照光炬在沿海滩一线点亮。
一个生还者回忆，“水象水晶一样透明，我们可以看到，队形整齐、身穿军服的士兵的尸体都躺在水底，他们是在爬上岸时被击中或失足跌下水的。“
从山上下来的军医，把不计其数的伤兵运到混乱的伯德伍德的海滩。
许多伤员被从这艘船移到那艘船，只是被告知说医生和工作人员带了全副设备和药品供应已经动身来岸，他们的痛苦就拖延了下去。
到4月26日，有一万六千多名澳新军已经登陆，被丢在较低的斜坡和山脊上。
将军们和列兵们都住在比邻的地下掩体里，分享同样的紧急口粮。
土耳其军的不断炮击，有时阻扰但没有终止澳新军的新接替人员缓慢地爬上斜坡。
一直到4月底，赞德尔斯将军都不发动他的主力进攻，宁愿看看协约国如何部署。
在协约国企图组织他们杂乱的兵力时，赞德尔斯开始选择他的反攻阵地。
赞德尔斯于5月5日对南面滩头阵地开始主攻，但土耳其军迅即被得到两个新来的旅支援的澳大利亚军击溃。
为了摆脱被阻塞的滩头阵地，亨特-韦斯顿企图在5月6日进行突破，但被猛烈的抵抗所止住，双方流血很多。
汉密尔顿将军亲自指挥，但情况并不好些。
三天激战，包括反复的白刃战，协约国所付的代价是部队的三分之一死伤；而土耳其军依然控制住高地。
简短的停战差不多是超现实主义的。
所有参加安葬的人都戴了白臂章，禁止携带望远镜、武器或窥伺堑壕。
除沿着全线停火外，所有在堑壕里的部队，都不把头伸到胸墙之上。归还敌人的步枪都要取去枪机，
但这个不严谨的协定双方都大方地没有执行。
当敌对双方在狭窄的无人地带会晤时，紧张不安的气氛弥漫于前线。
有些堑壕只相隔三十英尺。
澳新军和土耳其军默默无言地开始挖掘深沟或公墓，但不久双方就互敬香烟和用蹩脚的土耳其语和英语打趣起来。
双方偷偷摸摸地相互刺探防务。
在检验尸体身份时，军官们小心地注意堑壕和警戒系统的配置。
传说基马尔穿了中士制服，在邻近澳新军堑壕的地方，和安葬队一起工作了九小时。
在分手之前，许多人交换了口袋里的杂物。
在下午三时左右，最后一个死者被慢慢放进安葬的堑壕里，这时一声枪响冲破寂静。
在这不安的片刻，安葬队除呼吸外，停止了一切行动，恐惧地意识到他们是处在双方对着他们的几千支步枪中间。
没有再听到第二枪，于是人们转过来完成了他们的任务。
握手道别后，在傍晚时候每一方回到了他们的堑壕。
几分钟后，在土耳其防线的某个地方一支步枪开火了，战场上又再响彻了枪炮声。
在协约国集中力量在陆上打仗的同时，在5月底前，敌人的海军舰只击沉了三艘英国战列舰。
一艘土耳其轻型战舰在夜色的掩护下，悄悄地溜进达达尼尔，以鱼雷击中了“哥利亚号“。
两周后，一艘德国潜艇击沉了“胜利号“。
一天之后，“威严号“遭到了同样命运。
地中海的潜艇活动使协约国惊慌起来，特别是英国。
他们担心“伊丽莎白王后号“的安全，命令它回到一个英国港口。
随着装有十四英寸大炮，能够行驶而不怕水雷的浅水重炮舰的到达，英国在达达尼尔的处境改善了。
英国潜艇也进入海峡，驶进马尔马拉海和君士坦丁堡港，使土耳其航运遭受重大损失。
一艘装了六千名部队的运输舰，在港口就被鱼雷击中。
土耳其的损失，计有一艘战列舰、一艘驱逐舰、五艘炮艇、四十四艘轮船、十一艘运输舰和一百八十五只帆船。
英国为这种破坏所付的代价，是在派来的十三艘潜艇中损失了八艘。
到了协约国决定进攻时，赞德尔斯已经赢得时间，从博拉伊尔全力抽调了两个师到萨里巴伊尔山脊来，协约国以为这个地方是由登陆时退却的薄弱兵力防守的。
在他们认识到优势不在他们这方面时为时已迟，但他们顽强地继续打了差不多五天之久，然后停了下来。
由于高地的狙击手和炮手很快削弱了他们的队伍，在海滩上的生活是难以容忍的。
8月间，协约国的伤亡在四万人以上。
在撤离期间，预计会有很大损失，即使不是灾难的话。
10月，汉密尔顿将军担心，“认为撤出加利波利而不致损失总兵力的一半，那是不智的……“
然而他的继任者查尔斯·门罗将军，主持这次撤退并于1916年1月9日完成，竟无一人伤亡。
从每个旅到人数最少的梯队，都是按照他们同四个上船码头的远近，排定撤退时间的。
六人到十二人一个小组，列成纵队越过几十条小沟渠，每组殿后的人往往是个军官，由他留下定时导火线，爆炸坑道中的地雷。
没有灯火，也不准吸烟，士兵们以坚定的步伐按一小时三英里的速度赶路。
每一单行不停顿地向指定码头进发，脚步声被一条用沙袋铺的路捂住了。
将军们和列兵们都挤在机动驳船里，每条驳船装四百人。小心的点数保证不使一个人掉队。
唯一的声音，是带着战败的回忆朝大海行驶的驳船发出的阵阵颤动声。
土耳其军完全被蒙住了，他们继续向空空如也的堑壕发射榴霰弹和子弹。
关于敌人对这个计谋的懊恼，那时不在这个半岛的穆斯塔法·基马尔说得很清楚：“要是我在那里，要是英国人真的那样溜走而没有损失，我将把我的脑袋打得开花。“
但他的德国盟友欣赏这次军事行动的技巧。
《福斯报》军事记者发出的通讯写道：“只要战争不息，苏弗拉湾和澳新军的撤退，将在所有战略家眼中，成为前所未有的杰作。“
1915年，差不多有五十万协约国士兵被运到加利波利，伤亡人数在百分之五十以上。
远征军包括四十一万英国部队和七万九千法国部队。
英国伤亡人数共计二十一万四千，法国为四万八千，协约国伤亡总计二十六万两千人。
土耳其军参战的至少有五十万人，据官方记载，有二十五万一千人遭受伤亡，但这些数字值得怀疑。
其他估计协约国伤亡人数的数字要高得多，但不管怎么说，虽然协
约国伤亡惨重，但土耳其陆军也损失了不少精锐，在未来的巴勒斯坦战役中，埃德蒙·艾伦比将军所冒的风险减少了。
加利波利玷污了优良的名誉。
赫伯特·阿斯奎斯把邱同志调离内阁，基切纳勋爵也不再拥有政府大臣对他的毫无疑问的信任了。
由于把他掌管的军械管理权移交给由劳合-乔治领导的一个新成立的部，他的权力减少了。